某次访谈中，蔡澜不加掩饰地说：“我一生至少交过61个女朋友，一年一个不过分吧。”
镜头前，他轻描淡写地翻着旧账，像在说今早喝的是普洱还是。而真正让人惊诧的，是他那位“正式”妻子方琼文，从未就此动怒、埋怨或质问过什么。
她不争不抢，不问不管，就这样陪着蔡澜从中年走到暮年。两人没有孩子，长期分房，互不干涉感情自由，却始终没有分开。
什么样的女人，能容得下一个风流到死、无儿无女、不肯被管的丈夫？也许答案，就藏在她那漫长而克制的一生里。
方琼文的人生，远比蔡澜的“风流逸事”更值得玩味。
她出生于台湾，成长于一个传统家庭，青年时期即投身影业。1970年代，她以制片人身份在台语片圈声名鹊起，行事果敢、调度利落，是少见的“女统筹”。
那个年代，能在男性主导的片场上掌控一组拍摄节奏的女性不多，是其中之一。她不属于台前的花旦，却是掌舵的大脑。业内人称她“张制片”，一言九鼎、调兵遣将。
早年台北某剧组遭遇财务危机，方琼文悄然出手相助，调动资金、调配人马，“那时她气场全开，像个铁娘子。”
后来她被邵氏电影公司挖至香港，继续担任监制。在那里，她认识了蔡澜。两人因拍戏结缘，又因吃饭交心。
在蔡澜的标准中，理想伴侣需要三件事：“会做、会吃、不管我。”方琼文不但做得一手好菜，而且理解他、包容他，更重要的是她从不问“你去哪儿”“和谁吃饭”。
他们相识时，蔡澜已经是圈内有名的“咸湿监制”，嘴甜手快，朋友众多。可方琼文没有退缩，她知道，这个男人无法被圈住，也无需被圈住。
两人结婚后长期分房而居，各自生活、偶尔交汇。他们不要孩子，是一致决定。蔡澜说：“我不想生孩子，也不想被管。”方琼文默许，不强求。
有人说这是“冷婚”，也有人说这是“搭伙”。但事实是，他们用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。
方琼文晚年几乎不出镜，只有少数香港媒体曾在九龙城的菜市场拍到她和蔡澜手拉着手，边走边拌嘴。她推着小推车，蔡澜嘴里叼着烟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讨论晚饭做什么菜。
那样的画面，平凡，却藏着深情。
在蔡澜看来，美不仅仅是身材与脸庞，更重要的是气质与脑子。
他曾说：“坐下来只会聊化妆品和车子的女人，再美我也不想靠近。”
他的情史里，不乏美女明星，也不乏异国情缘——日本女友做味噌汤、墨西哥女郎教他逛街，都是回忆中的香气。
但正是因为“阅女无数”，他对妻子的敬意才更加隐秘又笃定。
他不夸她的美貌，不称赞她的忍耐，却说：“她不像在做菜，更像在调情。我越是想吃，她越不做，等我放弃期待，她却端出来了。”
他清楚，方琼文不是“被容忍的太太”，而是与他平起平坐的生活对手。
她知道他的爱多半不专一，但也从未拿“忠诚”作为要价。
在那种婚姻中，爱不是证明，而是默契；不是控制，而是释放。
方琼文去世的那天，蔡澜听到卧室“砰”一声巨响，跑过去查看时也跌倒，股骨断裂。他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，从此不再独自外出。
但他没有消沉，反而活得更加鲜亮。
他搬出旧宅，住进维港最豪华的瑰丽府邸酒店式公寓。海景270度环绕，卧室装潢一丝不苟，服务团队达八人，包含医师、护士、司机、印佣、秘书等。
有人估算他的月支出约在百万港币以上，但蔡澜毫不在意。他说：“钱，是为了花。死的时候还有钱，是一件可耻的事。”
他散尽所有收藏，把字画、古董、藏书送给朋友，只留下几十年的普洱茶。
每天起床后打游戏、喝茶、吃酒、请朋友来聚餐。他说自己吃黄泥螺吃醉了，昏睡两天，醒来后哈哈大笑：“我可能比你们都活得久。”
这一切，不是张扬，是一种极致的自由。他不依赖子女、无须家庭照料，一人独享老年世界里最盛大的“舞台剧”。
有人说蔡澜浮夸、过火、太风流。但他从不解释，只笑一笑：“我活过。”
他不信苦行，不讲忍耐。他的世界里，痛苦要么止痛药解决，要么“不去想”；困顿要么转移注意力，要么旅行去看别人的活法。
他曾说：“在墨西哥，小孩会吃糖骷髅，死人有焰火送别，生死都不是悲伤的事。旅行不是逃避，而是学习——怎么活，怎么死。”
正因如此，他才能在82岁高龄，面对老伴的离去、身体的崩塌、才子朋友们一个个离世时，还能一边喝酒一边调侃：“他们走得太快了，没等我。”
方琼文的人生，从不以“蔡澜太太”定义。她早年是电影圈的女强人，中年后是婚姻里的隐者，晚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，最后以极安静的方式谢幕。
但正是这样的她，成了蔡澜人生中唯一“无法说尽”的女人。
他风流成性，却只娶她一人；他说无儿无女是庆幸，但她从不说是遗憾；他说“没人管我了”，却总是回忆她的那道菜、那次笑、那句淡淡的话。
或许，方琼文之于蔡澜，是那个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人。
今天，蔡澜去世，享年83岁。他身边没有亲人，没有子女，只有海风和茶香作伴。
而在那个不可知的维度里，或许他终于又见到了她。
维多利亚港的风还在吹，但老派的风流与潇洒，今天，少了一个。
愿蔡澜与方琼文，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拌嘴、做菜、喝茶，完成他们未完的后半生。#蔡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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